晚清汉口行会的繁荣及启迪（下） ——读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99）

　　19世纪60年代，汉口对外茶叶贸易呈直线上升，英国宝顺洋行当年第一个在此设立货栈，以适应巨额贸易和运输的需要。图为宝顺洋行1906年在汉口设立的支行大楼。

　　“在19世纪的汉口，引导社会和经济生活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地方官府、士绅派系、家族或个别豪强巨头，而是经常在西方著作中成为行会的协会组织。经济领域中商人集体自治的不断增强，在非经济事务方面商人越来越多的承担起官方或半官方性质的责任。”

　　第一，经济理性是行会组织发展的根本动因。罗威廉说：“毋庸置疑，汉口所有地缘组织建立的根本推动力，是贸易。”在第四章“茶叶贸易”里，作者重点评析了茶叶贸易行业的发展、市场竞争、贸易模式及行会组织的孕育和运作机制。汉口茶叶市场兴起的初期，由于集中了全国各地的茶商，买卖交易方式、度量衡不规范，样品和产品质量不符，不按时缴付货款等市场失范行为经常发生，茶叶商人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经济理性，由六个茶帮联合成立了茶业公所，并通过集体的民主协商行为，建立市场规则，促进茶商自律，促使外商履约，还在行业不景气时敦促政府减税，维护了茶叶贸易的正常秩序和茶商、茶农的多方利益。

　　罗威廉认为，中国商人“在汉口是韦伯所谓经济理性的坚决拥护者”，“所有参与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现在都希望团结起来，以面对其西方贸易伙伴，这种欲求是汉口茶业公所之类的组织之所以建立起来的主要动因”。因此，成立行会既是应对外国商人的贸易冲突，如针对1867年“麦克莱公司破产”后的偿债，也应对茶税过重而行业不景气时的要求降低税率，还有对行业害群之马的惩戒，甚至在行业遇到国际茶叶贸易竞争出现价格跳水时，还能够组织起来不卖二季茶叶，以确保头季茶叶价格的自救行为。“它(茶业公所)在官府面前为商人利益争辩，迫使政府作出让步;它制止那些被认为是自行其是的中国商人从事分裂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它维持着贸易活动中两个主要的中方参与者经纪人与商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所以，其“势力与声望不断增加”，拥有“无所不能的地位”，依靠会员的支持力量，盖起了汉口最高大的行会大楼，还办起了汉口第一份中文报纸《汉报》。

　　据罗威廉的研究，19世纪汉口金融信贷行业也是经历了一个由混乱到规范的行业自律过程，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就是被誉为“准公共机构”的“钱业公所”。19世纪前半叶，汉口的钱庄、银号、当铺众多，最多时达五百多家，由于初期进入门槛低、缺少监管，当市场波动出现挤兑风险时，屡屡出现一些钱庄老板“跑路”，连带着一批贸易商号倒闭破产。1866年，浙江帮与安徽帮开始建立协作，1871年江西籍钱庄老板加入，这三个钱庄行帮组建了“汉口钱业公所”。由于行会的积极作用，到19世纪80年代，“虽然仍有个别钱庄倒闭，但银行与商铺连锁多米诺效应得到了很大控制。钱庄的利润率与安全度也得到提高，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卓越的钱业公所内部已形成一种新的协作精神”。罗威廉评价说：“钱业公所已经在中国金融管理制度方面开始了一项意义重大的革新：它已经赋予了某种中央银行的功能。到19世纪80年代，汉口钱业公所已经稳步的使当地信贷市场可以适应巨大的区域间贸易与对外贸易的需要，其发展程度也许超出上海或其他商业中心所达到的高度。”

　　其次，具有现代性的治理机制形成了行会的吸引力和生命力。“汉口的行会可以说是本土民主传统的策源地”。“汉口行会之根本宗旨乃是自治自立之公团，换言之，行会及其全体成员有权制定行会政策及其运营决策”。“汉口行会的官员都是在每年一度的全体成员会议上选举产生的。工程项目管理人员也同样是在专门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会议上由全体成员选举的。这种选举领导人的过程被称作公推”，“有关行会成员利益的重大决定，都不是仅仅由这些领导人做出的，而是特别召集行会成员协商之后做出的”，民主以后还需集中，决策权与日常经营管理权分设，“日常的事务性决定必然不可能都由全体成员投票做出，而只能委托少数行会官员以行会的名义做出”。“这些行会官员，专门性的称呼往往是统事或首士。在复合式同业行会中，那些地缘性子帮的首脑人物共同分享母组织内的决策权，但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这些平等的人们中间较为突出，其地位也相对长期地稳定。因此，虽然茶叶公所由六帮统事领导”，但其创始人张寅宾是核心领导人。而“张寅宾之所以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数十年一直雄踞茶叶公所之首座，并非因为其家族血统，而是他有能力做出艰难的决断，可以压服那些不驯服的成员以维护行业的团结，以及可以圆熟地与道台、海关税务司等人打交道”。汉口行会的这种治理结构和运营机制，已经很具有现代性，既民主又集中，负责人民主推选、定期轮换，主要决策通过民主协商，经费来自会员分摊并做到公开透明，最高决策权和日常经营权、监督权分设，行会竭诚为会员服务，为会员创造价值，因此，形成了其行业影响力和吸引力，使其得到长期发展和繁荣，以至于清末民初时期，汉口最好的建筑大多是行会的。

　　第三，官府的宽容和鼓励促进了行会的发展和繁荣。前文提到了汉口特有的小政府管理模式，正是由于这个城市一直没有层级很高的官衙，因此给了经济社会发展以极大的自由自主空间。罗威廉认为：“由于城市社会日益复杂，而行政管理机构的预算与人员设置却仍然维持着相对较小的规模，于是为了管理城市，政府遂越来越多的给予社会更大的经济、社会职权和最终的政治自主权。”

　　武汉在清末曾经是中国工业和商贸业仅次于上海的大都市，这个城市的崛起除了地理因素外，一批地方官员和政治家的积极作为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其中功绩最为突出的当属张之洞，学者冯天瑜曾评价说：“经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湖北由一个深居腹地、经济文化均处中等发达程度的省份,一跃而为晚清全国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某些门类(如钢铁工业、军火工业)在当时的东亚也占据领先地位。”但罗威廉的这部汉口断代史研究不涵括张之洞的治鄂时期。他在书中列举了几位开明的湖广总督、湖北巡抚、汉阳知府、汉口道台对汉口商业和社会事业繁荣的贡献“18世纪中期两位经世人才晏斯盛和陈宏谋担任巡抚的时候。充分了解商业活动的价值，并利用商业机构去达到国家的目标，一直是他们施政中的重要部分”，还有湖北巡抚胡林翼，在太平天国时期维护汉口治安并全力恢复商业秩序、改革牙行制度、设立征收商贸税收的湖北盐茶牙厘局，湖广总督官文奏请皇帝批准设立汉口道台官职、增设“江汉关”、改革盐业政府专营模式，湖广总督林则徐支持并经常参加同乡会馆活动，汉口道台恽彦琦支持茶业公所抵制外商的不规范交易等。罗威廉评价说：“总的来说，汉口的官员对于当地商业组织在获得批准和正式承认方面持一种宽松态度。”他们除了参加他们的活动外，还帮助题写会所匾额，甚至参与捐款建设会所，对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公所还给予一些特别授权，“通过给行会规章盖章(钤印)，官府给这些规章赋予了法律力量。因此，茶叶公所的规章中包括这样的一款：本章程已呈汉口道，并蒙立案。若有茶牙不遵成法，故违规章，除本所成员概不与之交易外，仍递解公堂，呈请惩处。”

　　清末汉口行会的发展和繁荣，给当今中国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发展很多启示，行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伴生物，经济贸易的发展和繁荣需要行业协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政府支持行会发展，可以有效增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和谐，并增加国家税收。但行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树立为会员服务的理念，为会员创造了价值才能获得长久支持和发展繁荣;而科学的治理结构，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运作机制，则是行会发展的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