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不能再帮我们识别身份所有名字后台就是一组组数字

　　高阶复制人K的正式称呼是一串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编号。有一天，当他极为惊诧地发现自己可能是由母亲孕育的，而不是由机器制造出来的生物时，身边的全息投影女友Joi的第一反应是：“你是有灵魂的，你应该有个名字，你叫乔（Joe）。”这是正在热映的电影《银翼杀手2049》里的情节。

　　即便在这个AI女孩的“头脑”中，一个真正的人就该有名字。人对名字如此习以为常，似乎它是与生俱来的。但其实，与所有社会制度一样，人类获得名字的路途，是无比漫长，也无比复杂的。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流声中国姓名文化》所展现的，就是姓名从无到有、不断演变的过程。

　　就在这本书快要写完的时候，常年埋首古籍的西北大学教授李浩眼前竟也出现了与《银翼杀手2049》相似的图景：人的姓名被悬置起来。各类生物识别印记、芯片编号和二维码成了人最重要的标识，进而缩小为云端的一个数据。“人变成机器的一个标志就是，使用了像机器一样的唯一识别符号和序号”，而机器可能模仿人类，使用人类特有的个性化称谓。这幅图景，被李浩称为“姓名文化的奇葩”，“让人闻到几分惊悚的气味”。

　　从无名无姓中走来的人类，将来会再次失去名字吗？李浩说，对未来，他当然无法准确预测。但这位从30年前便开始研究姓氏的学者觉得，有一个趋势是确定的：名字越来越失去了识别身份的功能，而成了一种人文徽号。“从前中国人有姓、氏、名、字、号。现在，我们到任何地方仅仅报名字是没用的，我们要说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手机号码，名字已经不能代表自己。我们名字的后台，就是一组组数字。”

　　中国人的姓名是怎么来的？李浩的叙述从姓名的诞生开始。催生姓名的力量，是社会分化。从一片蒙昧中产生了家族，有了职业和地域上的分隔，有了个人观念的产生，这便有了姓氏和个人私名。

　　这种分化又从血缘开始。李浩认为，“姓”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每个姓都是一个共同的老祖母传下来的。人们至今可以在“姓”这个字本身，以及一些古老的姓氏，如带“女”字偏旁部首的姬、姚、嬴、姜、姒等中看到母权留下的痕迹。同时，每个氏族都有一种图腾，这就发展为后来的姓。“《百家姓》中的熊、马、牛、羊、邬、凤、龙、梅、花、李、叶、竹、林、山、水、方、石、毛、皮、冯、风等都是由图腾演变来的。”

　　在李浩看来，“明血缘”、“别婚姻”，这便是姓在早期社会的作用。书中引用了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的观点：“同姓不婚自西周始。”可李浩认为，这种规矩应该开始得更早，“恐怕在殷商时期就产生了”。此后，“同姓不婚”的法令就一直延续下来，比如，《唐律户婚律》就这样规定：同姓结婚的夫妇要被关押两年，还要被判处离异。关于“同姓不婚”的法令，一直延续至明，结束于清。“直到清代，姓的血缘区分功能显得微弱了，法律仅仅规定同宗不可通婚。”

　　人们常常把姓氏连在一起说，但其实，这两者原本不是一回事。“氏其实是同姓衍生的分支，起源于父系社会。”李浩指出，与姓不同，氏一开始就是依靠社会角色划分的，因而是易变的、流动的。比如以采邑为族号的，韩氏、魏氏等等，又比如担任官职而有功的，就以官名为氏，比如司空氏、司徒氏、司马氏等。所以，姓一般不会改变，但氏却有可能随着一群族人境遇的不同而改变。

　　名字的产生，在李浩看来，是伴随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一开始，人们是围绕在一个英雄的周围，以他的姓氏为徽号的。渐渐地，人有了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的称号，以此来与外界交往。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资料看，母系氏族时代，人就有了名字。但史料中最早有确切名字的记载，还是在夏。《史记夏本纪》中的夏代世系就有鲧、禹，之后有启、太康、仲康、少康等人物。

　　“秦汉时，姓与氏统一起来了。”李浩认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人起名字越来越讲究了，贵族的名字不再以排行、出生地、职业等决定，而是加入了精神层面的含义。时代风尚和社会心理也就在这个时候更为明显地进入了人的名字。在对两汉时期的姓名做整理的时候，李浩发现，东汉人往往倾向于取单字名，而且因为国力强盛、风气蓬勃豪迈，名字中就大量出现“超”、“彪”、“雄”、“霸”、“武”这些刚强的字眼。宋代社会强调尊老，知识分子又崇尚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故作老气横秋之态成为一种风尚，当时的人名中便大量出现“老”、“叟”、“翁”等字眼。

　　汉代之后，中国人的姓名从简单逐渐走向繁复。此后延绵千年的姓、名、字、号的姓名系统，在魏晋时期逐渐完备。“南朝士族的文化素养高，所以在名字上玩出很多花样。”李浩还观察到，南北朝时期，五斗米教盛行，贵族和文人大都倾心于此，在名字中大量出现“之”和“道”，原本最注重避讳的六朝士大夫唯独对“之”、“道”等字眼网开一面。于是，便出现了三四代人共用一个“之”字的现象。

　　也有一些字永远从中国人的名字中消失，比如“龟”。“龟”原是古人名字中的常用字，取长寿之意。但到了明代，“龟”成了骂人的俗语，便很少有人以此为名了。倒是东邻日本至今还保留着以“龟”取名的风俗。

　　对姓名的研究，可以说是李浩文史研究的开端，之后，他又转入隋唐士族与文学、空间地域与文学的研究。他说，自己曾在一次酒醉后洋洋得意，自以为开辟了几个新战场。现在回过头来看，原来自己自始至终也没有逃过姓名学的大圈子。

　　现在，李浩依然能够感觉到姓氏对一个人的影响。只不过，这些影响大都是偶发的，非正式的，有时还带着玩笑的意味。他的大学同学、作家方英文就曾经调侃这位以研究唐诗和唐代氏族闻名的学者，唐朝是李家的朝，最有名的诗家是李姓的人，你做的研究，说到底“应归于家谱族牒合适，却使用科研经费！”

　　其实，对“修家谱”这一近年来热门起来的事情，李浩倒不热心。他更喜欢研究古人在姓名、家谱上所倾注的精力。

　　他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相传北魏孝文帝曾想将汉族的崔、卢、郑、王定为最高门。陇西的李家闻风而动，策马奔至洛阳公关。虽然最终李家如愿被列入最高门，但这件事传出去后，其他四家颇为刻薄地附送李家一个名号“驰李”。其实，在氏族门阀势力主宰社会资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每次调整姓名等级，都会有大家族赶去皇帝那里游说，甚至以死相逼。贵族对姓氏如此紧张，实在是因为这件事情重要到能够决定族人的命运。不仅朝廷选官逐渐以郡望为主要标准，结婚的对象都必须在同等门第的大姓中寻找，否则就要闹笑话，是极其丢脸的事情。

　　到了唐代，虽然科举选官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但世家门阀的影响力之深远，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抹去的。唐高宗的宰相李义府虽位高权重，但因出身低微，不入士流。他的儿子曾向崔、卢、李、郑、王等望族七姓求婚，均遭拒绝。李义府便想办法禁止几个大家族相互通婚。但这些被“禁婚”的家族反被抬高了身价，暗中联姻，朝廷根本管不了。到后来，就连房玄龄、魏徵等重臣也开始与这几个旧族通婚。唐文宗对此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这种对出身的极端重视，在宋代扭转了。“唐代之后社会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古代史研究中叫唐宋转型，氏族的谱牒被大量烧毁，氏族门阀的力量也就衰落了。”在此之后，“名字越来越不是身份贵贱的标准，而成了对生命的理解和寄托。也有人会在字号里表达自己一生的际遇。”比如，明代有人自号“活埋庵道人”，而唐伯虎给自己取的号里有一个，叫“普救寺婚姻案主者”。

　　不过，李浩也提醒，费心思量字号这样的雅事终究只是极小部分人的生活内容。大多数老百姓都只是以家中排行作为自己的名字，或是以自己的职业为名。“元代更是出现了一股逆流，明令禁止没有职业的庶民正式取名，只许以行第和父母年龄合计的数字命名。”李浩说，元代这种不允许庶民取名的法令，在中国历史的其他各阶段是没有的。

　　“五四以来，中国人逐渐对旧式命名不感兴趣了。”李浩觉得，就拿自己家来说，他的祖父和父亲还是照着祖上排下的字辈取名的，但到了他出生的时候，“续字辈排序的规矩就没有了”。这种消逝，在他看来，其实是因为传统家族在现代社会已经式微了。“现代人解决问题都借助法律和社会力量，而不是依靠宗族力量。”

　　不过，就像他在书中所说，名字对他而言依然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李浩出生于1960年的闰六月，家里给他取的名字是“李润生”。读中学时，他在生活上遇到一些波折。家人又觉得“润生”这个名字少了点阳刚气，就让李浩自己决定他的名字。正巧当时有一位叫“浩亮”的样板戏演员红遍全国，于是，十几岁的他就为自己选择了“浩”字。

　　现在，李浩又调侃自己的名字“重名实在太多”，几乎就是“菜市场名儿”。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从30年前开始整理《百家姓》，到后来研究门阀士族，他的一大感触是，“人的生命太有限了。不管多伟大的名字，还是多无聊的名字，都不可能永远留下来。”这就是“流声”这个书名的来历，“像流水一样，哗啦，就过去了”。

　　李浩：他们只是没有官名，但是乳名、诨名肯定有的。从一些元代杂剧和历史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当时一些底层的无赖，还有、戏曲演员，都是有称呼的。手工业者也是有称呼的，阮小五、张九四、张九五，还有银匠李四、炭张三等等。

　　第一财经：眼下重修、续修家谱的风气在福建、浙江和山东比较兴盛。作为姓氏和士族的研究者，你会参与到自己家族的修谱活动中去吗？你怎么看待这些活动？

　　李浩：10年前，我们的家族也修过家谱。我只是帮着看看，但不会非常深入地参与。对于修谱，我不反对，但也没有很大热情，只是抱着理性冷静的态度。作为学者，我觉得这项活动有其正能量的部分，它能够让一个家族重现凝聚力。现在，我们的生活都是以核心家庭为主，很少有人会想到共同的祖先。修家谱的活动能够让人想起从前的历史。

　　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引起一些问题。目前，其实社会上并不鼓励宗族势力的扩张。比如村庄之间发生争执，依然可能会通过宗族力量的介入来解决问题。有时候，这种介入可能会演变为械斗等暴力事件，而不是诉诸法律。我认为，这不利于稳定，更不利于社会走向现代化。

　　第一财经：今年年初，《人民日报》发布了一项统计，2015年新生男孩使用最多的名字前三位是“浩然”、“子轩”、“皓轩”，女孩则是“梓萱”、“梓涵”、“诗涵”。在你看来，这三十年中国人取名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浩：前一阵子还有朋友得了外孙，想让我帮着取名。两代人想法很不一样，定了好几个方案，都没能最终确定。现在的父母都是煞费苦心地避免孩子的名字被重复，在名字里寄托的希望也越来越多了。不像50年前，人们的名字与集体关系那么密切，比如当时流行的一些名字，建国、跃进、卫东、计划等。现在，人们取名都讲求个性化，也更多寄托个人和小家庭的希望。可以看到，一些父母受港台文化影响比较大，把琼瑶、三毛等作家作品中出现的名字给了孩子。对于家庭个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可能又形成了另一种时尚，也可能造成重复和大量的同名，于是出现了戏剧化的反转效果：大雅可能变成了大俗。

　　李浩，陕西靖边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执教于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暨汉唐文学研究院，著有《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唐代园林别业考录》《唐诗美学精读》等。